中立政策是否过时？

安全保障无时无刻是国家的一个主要功能之一。古时为了安全人们建造城墙、修建城堡、雇佣军队、加强国境、提高捐税、成立军事联盟，等等。国家安全缺乏被任何东西不可能代替。

目前力图安全仍然是任何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的主要优先事项。全世界军费的总值以天文数字计算，国家安全总算为热烈政治方面辩论的核心问题，各个双方和多方军事政治联盟一直在加强，尤其是北约。看起来，至少拿北约成员来说，安全问题或者是已解决好，或者是快要获得最后解决方案。

不过，世界上有没有能够觉得安全的国家？美国巨大军费难道能够防止9/11袭击事件吗？

难道参加北约帮助意大利、英国、法国避免恐怖袭击吗？能否使用北约机制来反抗最近几个月在欧洲蔓延的移民危机？

上述问题都有否定的答复。这不仅是因为早在上世纪中叶成立的传统军事政治机制的惰性和惯性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北约领导人不足想象力和动力。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21世纪世界上所有国家面临的威胁有了原则性的改变。

首先，主要威胁的来源已经不是邻国或者敌对军事联盟，而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非政府组织。这样的网络结构很容易地越过国家边界与扎根在世界各个地区。使用军事集团来反抗它们就像使用剑与盾去与伊波拉作斗争。

其次，全当代世界的安全定义上有了全球的性质。目前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安全划分出来一个绝对安全的区域。无论向邻国投入多少资源，邻国的安全缺乏总有一天能使这样的力图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当代世界发展得特别活跃，威胁就在面前出现、改变、适应新条件、对任何新机会很快做出反应。无论如何努力，无法使用又重又大老式军事政治联盟反抗这些威胁。当代人类需要有像乐高积木的一个东西来代替锈蚀军事联盟的结构。这样的乐高积木应该按照情况迅速修建必要的"积木配合"来解决此时此刻的具体问题。

历史上有没有成功国家安全问题的可供选择解决的前例？当然有。举个例子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芬兰和瑞典的经验。两个北欧国家选择中立政策，都是由于当时地缘政治的条件和自己复杂的历史。同时芬兰和瑞典仍然算为欧洲国家，也没有为了中立放弃自己的国家认同和基本价值观。

是否可以肯定地说芬兰和瑞典在冷战时遭受比参加北约邻国更为严重的安全缺乏？肯定不可以。是否可以说瑞典和芬兰因为选择中立在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也没有。反而，这两个国家在欧洲政治事务中都起了独一无二的作用。除此以外，中立政策没有防止瑞典参加北约的阿富汗军事行动。

几十年来在芬兰和瑞典国家领导人的心胸开阔的态度、看到未来的能力、政治灵活性和特高道德标准是在它们欧洲同行其中最突出的。可以想起来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和奥洛夫帕尔梅。他们俩很不一样，可是俩都是一样精彩的领导人。有可能，正是芬兰和瑞典的中立地位促进这样不受严格军政集团纪律限制的领导人的出现。他们俩心内有的自由能够促进实现最勇敢的政治思想。

我并不要求立刻解散北约。在现有条件下由于各种原因这未必可能。可是我们能否希望北约能够提供永远万能安全问题解决方案？能否认为参加北约的国家把这些问题可以转交给布鲁塞尔的官僚？我觉得，在现有条件下这样的希望可以算为政治轻心和无责任感。

早晚我们不得不开始组织新平等全面国际安全系统。在这一工作中选择中立政策国家的作用是不能缺少的。

俄文文章

每次谈到俄罗斯对外政策时候谈话起点都是全世界发展的状况与趋势的问题。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定位俄罗斯、什么是我们国家的最热点优势和最危险威胁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怎么造成世界上正在进行中事件的等级和因果关系。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很自觉地或是无意识地特别关注能够帮助我们发挥我们国家现实的和想象的比较优势的世界发展的趋势。反而，我们把俄罗斯暂时不能进入的世界政治趋势和次元推到次要地位。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

差不多每个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总结性作品的根本思想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危机。有人认为这个危机是历史的悲剧。其他人觉得这是长久期待的古老预言的证据。最后有人把这次危机看作为意外的生命的馈赠。考虑到诊断方法的多元化可以分出来以下危机的主要症状：

第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直接联想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的衰落。这一衰落包括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下降，美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多数问题，最近华盛顿没成功的武装干涉（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在许多世界地区的反美情绪的增强，在美国本身的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一切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美利坚治世时代已经结束，半同其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也消失了。

第二，有人辩论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危机。第四波民主化的潮流没有在东亚，甚至在中东确立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俄罗斯和大部分其他后苏联国家始终没有成为成熟西方民主制的国家，相反，那些国家在其政治演变中越来越远离西方模式。在自由主义一个接一个地遭失败的世界能否存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第三，国际制度控制性进行中的下降也是一个危机的症状。国际组织的衰落(包括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资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 等基本全球治理自由主义工具)、国际公法基本原则的冲坏、武装冲突数量增加和国际社会整理这些冲突的无能力，等特征都显示着当代国际秩序的深刻问题。这种问题在主流自由主义范例的范围内未必能解决好。

第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一切全球化的过程有很逻辑的关系。可是目前在发达和发展中的国家、在欧洲和美国、在政治民粹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理念中全球化都遭受强烈的批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等情绪到处都在增加。英国退欧投票成果、突然特朗普的崛起、大陆欧洲明显的极右分子增强都是一条链子的连环。既然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全球化潮流开始下降，那么可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快要消失了。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原则

那么什么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呢？存在着形容这一含糊不清观念的各个特点的许多定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般跟国际组织作用、多元化、在国际政治上强调软实力、拒绝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等等观念联系起来。我没有权说我的想法是最终真理，也事先同意读者向我提的的还原论指责，可是我愿意分出来这一国际秩序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原则是它大部分结构的基础。

首先，自由主义里的国际政治观点的基础是合理性的原则。这意味着自由主义世界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先知者的神秘启示、不是无所不能的霸权者的任性、也不是深刻秘密政治精英的民族使命的神话主题。对外政策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区域，等多数方向不同的小组利益的一个同分母，这些小组利益总起来形成国家利益。在这一方面自由主义不仅跟整体性革命意识形态不一样，而与其近似的政治现实主义也不同。后者尽管和自由主义一样有理性主义的基础，可是大体上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内部因素和形成与实现机制持有无所谓的态度。换句话说，世界自由主义观点的理性主义是约翰洛克的理性主义，而不是托马斯霍布斯的理性主义，更不是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理性主义。

第二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其规范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想是每个游戏的参加者有平等的规范和行为标准。规范可以是义务性的或者是志愿性的，可以规定在任何条约上或者依靠前例，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多方制度或者直接在个别国家关系上实现。可是每个国家必须享受平等的规范。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说，没有比无原则的游戏或者个别世界地区有不一样的规则更坏的情况。

最后，第三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原则是开放性的原则。在国际政治方面自由主义定义上反对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封闭的势力范围以及其他限制国际合作的任何方式。正是自由主义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注意到互相依赖的现象，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把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是全球控制性不仅是合乎愿望，而且是实践上能得到的，国际制度控制性水平的提高符合这一制度所有有责任参加者的基本利益。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否被代替？

据我了解当前无论个别国家还是国家联盟都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至少有一点始终一贯的、综合的、仔细研究的能够代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方案。存在着多数政治宣言、政论和声明假设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到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可是实际上这都只不过是假设性模式，最好是未通过专家的审查、更没有通过政治实践考验的匆匆忙忙写下来的起草。

第一个可以代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选择是返回严格设计等级制度的帝国、关闭区域贸易同盟和军事政治联盟的世界。可是在普遍互相依赖、全球生产连锁、全世界金融、跨洲迁移、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全球化这样的当代条件下越来越难相信这种古老多极化。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不是由任何决定命运的战略伙伴关系，而是由无数的具体协议、私人协定、共同技术标准和协同一致的调整性做法来确定的。

第二个选择是围绕一个价值观组织的世界。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于危机、系统性共产主义的方案没有生活到21世纪的情况下，当前只有政治伊斯兰教才能作为普世性一体化的组织者。全世界哈里发帝国的观念起着当代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现的作用。难以想像全世界规模乌托邦又一次的版本有实施的可能性。而且很可能连最激烈地批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人也不愿意生活在全世界哈里发帝国。

第三个选择是世界等级制度、国际组织和制度分裂，到昆乱和非系统性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同动作的国际政治的原子化，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永恒战争。理论上，可以想像这样的选择，但是也很难。可是如果单独国家不仅要斗争，而还要互相合作，它们肯定需要规范基础、调整机制、协同的合作程序。通过国际关系的昆乱和无政府状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幼芽还是要出土。在全球互相依赖的条件下国际政治的参加者无论如何称呼它必，还是然要使用自由主义的工具。

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唯一一个理论上可能的前途，可这是真正秩序的唯一选择。如果当前国际制度面临着选择的话，这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其有充分价值之间的选择。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各种国际非秩序、慢性不稳定性和昆乱之间的选择。

三维空间的西洋棋

21世纪的国际秩序如果出现，它跟上世纪自由主义理论和其对外政策实践要有很少共同点。形象地来说，如果20世纪国际政治是二维棋盘上的围棋，那么当前世纪的政治更像三维空间里的西洋棋。再加上来说，这个新游戏的三位立方体跟平面棋盘不一样。其各面一直在增长，随其游戏空间扩张，更多游戏者获得更多手法。

我们根据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合理性、规范性、开放性）来大概地确定一下新游戏的规则。

未来的制度是否合理性的？自由主义范例里的合理性不是很有学问或者没有学问君主的精巧棋路，而是在国际方面上多样不同方向小组利益平衡的代表。出于如此合理性的理解，可以假定未来的新制度比现有的更为合理。多数小组利益在避免国家外交机制的情况下将会找到更多的在国际生活上得到最充满发挥自己的机会。这一趋势已经在大规模的生意、国际专业组织、跨国公民社会结构，等组织的活动能够看得见。除此之外，将来国家要更经常和非政府游戏者成立联盟、公私合作，因为在没有这样合作的情况下，国家对外政策将会快速地失去其有效性。

未来的制度是否规范性的？这一问题比合理性的问题更难。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表明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难以得到与通过有法定义务的协议。国家立法机关不愿意负担新责任，拖延批准条约的过程，民粹主义者到处增强自己的地位，再加上，使用全民投票机制的向选举人直接的呼吁经常导致出乎意料的结果，例如2016年的荷兰就欧盟-乌克兰伙伴关系协议举行的全民公投以及英国脱离欧盟的全民投票。

可以假定国际政治法律规范基础的进一步发展要意味着国家和非政府游戏者自愿性地负担形式上没有法律义务性的责任和自我限制。可是可见，这样的演变不一定是指国际制度法律基础的侵蚀。在形成中的国际秩序中各国"政治名声"、"责任"、"信用记录"，等观念的意义要增强，每次违反甚至自愿负担的责任都会给破坏者带来多数负面的后果。坏信用记录的代价将要增长。

第三，未来的制度是否更开放性的？是的，这一制度不会依赖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这并不意味着新国际秩序没有自己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未来的等级制度要围绕着具体国际问题和合作领域造成。另一方面，考虑到俄罗斯和韩国大小和潜力的不可比性，在国际贸易等级制度首尔的地位比莫斯科的更高，因为韩国贸易额当前比俄罗斯的贸易额多一倍。多数平行等级制度的存在将会提高制度接入点的数量，提高制度中的本身地位，使这一制度更为民主化、稳固、普遍。

显然，另外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将是全球和区域结构之间的平衡搜索。区域主义不一定取消或反对全球化。区域主义可以作为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区域级简单解决的问题没有意义在全球级解决。没有理由假设欧盟或者东盟，等组织早晚要在更广泛全球制度里溶化。可是区域联盟成员内向的闭关自守、造成独有所谓的区域秩序将来仍然是对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一个主要威胁之一。

未来的国际秩序和俄罗斯

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刻不可逆危机的结论给愿意简单化不仅21世纪的世界图景，而且俄罗斯对外政策面临的挑战的人提供了挺方便的立场。如果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分裂和随后的不可避免昆乱的条件下的政治内容不是各社会的繁荣而是一撮持有真正主权国家的生存，如果基本价值是稳定，而不是改变的能力，那就当代俄罗斯为这样的情况比其他国家和联盟更准备。

否则如果又一个危机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会产生新的更现代化、更普遍的版本呢？当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需要多一点练习。很容易预见在更新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当中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资产要快速地贬值。这又事关军事潜力，又事关俄罗斯在领先国际组织中的特别优待地位，(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又事关国家资源与能源潜力。

在保持或者激化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和技术失衡的条件下维持战略平衡状态要变成越来越难，昂贵的任务。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在其成员国总是就国际最主要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条件下未必要增加。第四次工业革命显然要一贯贬值包括俄罗斯的资源型国家的传统资产。

注意到如何扩张和更新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工具套？如何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如何调整国家、私人生意、公民社会创造性对接的机制？如何在提高我们国家在国外的地位方面上尽量充满地动用我们的人力资本。如何抗对这几年来在俄罗斯那么普遍的异己恐怖症、不容忍和孤立主义的情绪？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看到问题和挑战，而是俄罗斯找到新机会和可能性？总而言之，如何帮助俄罗斯社会为奇怪世界的必然性准备好。

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可能要生活在这个奇怪世界。

俄文文章

当代西方话语习惯使威权主义和民主制这两个定义相对抗，习惯把政治过渡看作为从前者到后者的直线运动。问题在于当代世界真正的权威主义政治制度国家（理性有组织的非宗教专制制度）是越来越少见的。这些国家由遭受危机的国家和有原教主义者意识形态的国家。准备民主过渡的国家越来越少。所谓的老民主制国家（old democracies) 面临的两端轮法越来越多，中国和俄罗斯政治制度发展前景就不用再提了。

对当代西方人来说，民主的定义成为认同的不可分离特征。西方国家因为有民主而和其他一切国家不同（West and the rest)。民主过渡成为向西方国家共同体过渡的主要组成部分。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不可分离的特性，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有密切关系。

目前与1990年代初不同，我们未必可以把民主看作为终极目的。政治的非直线性使我们务实地对待政治制度，看待民主为得到具体成果的一个手法，而不是目的或者独立自在的价值。民主的未来跟国家定义的未来一样并不是明确的。

在这么不明的情况背景下发生了两个极端诱惑。第一个诱惑是辩护威权主义的诱惑，为了得到宝贵的稳定让出自由，选择秩序，第二个诱惑是到最后胜利为了民主斗争，为了目的歼灭反对者。显然，两个选择均是死路。只有民主是柔软的、可适应的、开放的系统，它才有活力，受欢迎。打破这样的平衡能导致民主的衰退与退化，这就是西方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实际前途。

民主制首先是一套机构和规则。理论上这样的机构通过选举、权力的分立、自有媒体，等机制和市民社会机构使国内政治有竞争力和报销责任。当代民主制和民族国家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民族国家和民主这两个观念出现的时候，君主专政、独裁制度、神权政治，等相关的政治制度排除人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

20世纪的经验明显地显示，群众政治和政治机构的合理化并不等于民主。当时代表着人民的愿望、高举着解放的旗帜有人成立过了极为有效的、合理组织的、群众性的镇压机构。这样的镇压机构的奴役个人的程度比某一个前有的专政模式更为厉害。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观念正意味着现有专制制度的形式。这都是群众性的、合理组织的机构。这样的机构里个人的作用和好钟表的机械一样整理好。

奇怪的是这种制度崩溃的原因就是在于当时约束合理性、限制合理规划、成立复杂和非直线经济和社会制度， 尤其是苏联。20世纪末期西方民主制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比苏联更为合理而有效的。反而，民主国家有意无意地避免超集中的合理性，把合理性安排转交给独立机构。当时更为混乱和分布式的制度是比较有效。那些民主国家跟专制制度社会对个人一样进行合理性监视，但是这样的监视不仅是由国家机构进行的。与苏联竞争的胜利跟西方民主制搞了恶作剧。西方国家开始把民主看作为坚定不移的榜样。最后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制的过渡开始看作为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

21世纪的现实带来了很多意外。不可预知的问题是大批威权主义国家，甚至极权主义国家实际上跟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并没有任何关系。 威权主义的观念变成一个普遍的帽子，西方人把这一观念和绝对邪恶联想起来。目前巨大数量完全不一样的制度和政体都属于威权主义这一个范畴。最后二十年以来，西方忘情地以颜色革命和公开的武装干涉打死现代形式的专制制度，同时增加各种原教旨主义的专制制度的数量。

西方国家本身也面临着二者必取其一的抉择。一方面，其民主制还是有挺强的防护能力。无论在北美还是在欧洲，各种性质的社会抗议都在增长。民主结构暂时仍然能够吸收这样的抗议。英国退欧、特朗普、极左和极右的实力声望增长，等现象都不超过先有官方机构的范围。同时发生了一系列向民主制国家将会施加压力的困难。

第一，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流入、恐怖主义威胁的增长提出了新安全预防措施问题以及提高国家控制和监督的问题。这可以导致个人失去自治权、私人生活。这样的干涉有安全考虑的理由，但是安全考虑长期来看会变成更含糊不清。从国家专断保护个人再一次会变成一个当前任务。

第二，在巨大超国家机构发展的背景下的主权变形。这主要事关欧洲联盟。国境与贸易障碍消失为商务开展了广泛可能性。不过，这一切给欧盟带来了许多不平衡。民族国家不可能防止流失资金和人口以及位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可以代替的工业的退化。同时民族国家自己公民面前不得不对后果负责任。这也事关全欧政治。布鲁塞尔可以实现巨大项目，可是在失败的情况下，政治代价必须由个别国家的政府来付出。

第三，欧洲边缘地区的政治危机。土耳其军事叛变的企图以及其后的政府整理的严格措施对北约是民主国家的共同体这个论题产生了怀疑。这一切提供理由批评他们有双重标准，破坏民主作为为其他国家方案的合法性。

第四，离传统意识形态和政党远离的新的一代选举人以及根本新的交往生态都成为一种拼图。任何一个专制制度模式未必会受新一代的欢迎。可是他们又会对原来的机构和意识形态失去任何兴趣。

非西方大国的政治未来也产生许多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来要如何发展？它是否为了进一步经济增长要选择民主化道路？印度民主制将会如何改变？拉丁美洲的政体能否保持稳定性？

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未来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西方国家习惯把俄罗斯政治制度看作为专制制度。可是这一观念并不解释其本质和可能的转型。俄罗斯将来要走的历史岔道口比民主制和专制之间的选择难得多。俄罗斯首先需要解决全球化的悖论，需要选择主权和安全或者跟全球世界一体化。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在于明显的矛盾。目前我们有损于我们在全球化的世界的前途在增强国家观念和主权。1990年代我们认真地做相反的事情。

俄罗斯民主制和这一两端论法有密切关系。俄罗斯社会有民主化的要求。这一要求和同样的向外部世界开放的要求又有着密切关系。距离外部世界的要求也很强，尤其是距离西方的，还有铁腕人物的要求、秩序与稳定的要求。这几个要求的竞争中还没有划上句号。这一竞争的制度化是俄罗斯的基本任务。不管国外观察员如何称呼这一过程，民主化、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或者另外任何定义。俄罗斯需要出现有效竞争、权威转让和社会反馈制度。别的方案会导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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